8 月 4 日,浙大 35 岁青年教师张明(化名)从紫金港校区高楼跳下——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时钟走到第五年,他没能等到续命的国家级项目,却先等来了人生的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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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楼的那个午后
8 月 4 日,杭州 38 ℃。紫金港最高的实验楼顶,张明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,给母亲最后一次转账 5000 块,备注只有三个字:复查费。随后纵身一跃,结束了 35 岁的生命。
他为什么绝望?
• 穷孩子一路读到博士,靠奖学金和熬夜拼进浙大“百人计划”。
• 合同写得明白:6 年内升不上副高,直接走人。去年新规加码——必须拿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否则算“不达标”。
• 今年基金放榜,他的名字没出现;女友也在此时提出分手;父亲肺癌化疗急需用钱。
展开剩余59%三条线同时崩,他没能挺过去。
制度那张冷冰冰的表
“非升即走”原意是激励,可一旦变成数论文、算 IF、拼项目的 KPI,人就变成了耗材。
讽刺的是,张明坠楼当天,学院官网高调宣布引进两位 90 后特聘教授——每人手握 5 篇顶刊。热搜词条瞬间爆了:有人跳楼,有人空降。
事后补救远远不够
校方连夜加派心理热线、导师谈心,但大家都知道:真正逼死人的不是抑郁,而是“明年你还想不想签合同”。
学者也是人,需要稳定的收入、可预期的未来,而不是被倒计时追着跑。
怎么办?
• 把“6 年一刀切”改成弹性考核,允许中途转岗、降档续聘;
• 评价不只数论文,也看教学、服务、技术转化;
• 给青年教师配备真正的职业导师,而不是只发一封“祝你明年好运”的邮件。
一句话:别让科研变成生存游戏,更别让下一个张明在楼顶按下飞行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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